摘 要：《中國文字學》是中國文字學家唐蘭繼《文字學導論》后又一部在中國文字學研討中占有主要位置的學術專著。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師長教師系統地總結了本身數十年研討漢字的結果，提出了許多極富創造性的見解，對中國文字學理論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本文將根據本書的編排體例，從五個方面敘述唐蘭師長教師《中國文字學》中的文字學理論，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評述和探討。
關鍵詞：《中國文字學》；文字包養網 學；漢字
中國是歷史長久的文明古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漢字作為中國文明的主要組成部門，已經有了數千年的發展歷史。在漢字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對中國文明的傳承起了非常主要的感化。所以，對漢字進行系統地學習和研討，無論是在過往、現在，還是在將來，都具有嚴重的意義和價值。
唐蘭師長教師是中國近現代漢字研討領域頗有成績的學者，他的一系列學術結果對中國文字學研討意義嚴重。《中國文字學》是一部用新的觀點系統地研討漢字字形的理論性專著[1]，全書共三十一節，分屬五年夜部門（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詳細地闡述了唐蘭師長教師對中國文字學的歷史、定義和研討對象、文字的來源和構成、文字的構成、文字的演變以及文字的變革等問題的見解，可以說匯集了唐蘭師長教師畢生研討漢字的血汗，完全地展現了他的文字學理論體系，對我們當代文字學研討有主要的參考價值。
一、關于中國文字學的相關問題
要學習和研討中國文字，起首就必須要明確中國文字學的定義、歷史和研討對象等相關基礎性問題。在《中國文字學》的前論中，唐蘭師長教師用數節的內容來解決觸及中國文字學的相關問題。
（一）中國文字學的歷史
一個學科的誕生和發展必定要經歷長時期的歷史積淀，決不成能忽然間就創建起來。中國文字的歷史長久，同包養 樣文字研討的歷史亦有相當長的一段歷史。在唐蘭師長教師看來，中國最早的文字學研討在公元前幾個世紀就已經開始，年齡戰國到晉這段漫長的歷史是中國文字學的興起和發展的階段。在這一個時期，文字學確立了本身與經學研討劃一主要的位置，一批對后世中國文字學研討具有主要影響的著作如《爾雅》《說文解字》等就誕生于此時。晉以后的六朝文字研討墮入陵夷，進進兩宋后文字學研討從頭突起，作為文字研討的中興時期，六書學和金文研討在這時發展異常繁榮。經過明朝的沉靜后，清代文字學又再次興盛，特別是《說文》學尤盛，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字研討的壯盛時期。
在我們看來，唐蘭師長教師對中國文字學的歷史論述是相當完備的，他對中國歷史上各時期的文字學研討狀況都作了介紹，就算是文字學研討的陵夷時期如六朝的明朝他也談及，可以說做到了詳略得當、仔細完備。最為可貴的是，唐蘭師長教師在論述文字學歷史的同時，還兼容同期與文字研討息息相關的音韻學和訓詁學的發展，從整體上來掌握文字學歷史發展動向，可以說比較完全地向我們展現了中國文字學歷史脈絡，確立了中國文字學的歷史觀念，這對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研討中國文字學無疑具有極好的進門感化。
但是，《中國文字學》對中國文字學歷史的闡述依然存在缺乏之處。起首，它沒有樹立本身完全嚴密的文字學歷史體系，唐蘭師長教師在《中國文字學》中對文字學歷史的論述雖然詳略得當，但很散亂；其次，唐蘭師長教師疏忽了對近現代文字學研討歷史的論述，盡管他也談及了一些近現代文字學者及其研討，如王國維，羅振玉，商承祚，容庚等，但極不周全，只是偶爾說起；第三，唐蘭師長教師對某些具體時代的研討狀況和研討者的評價有掉公允，例如王國維，雖然他在文字學的重要貢獻是對甲骨文的資料收拾，但依據卜辭和文獻，他系統地考證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號和世系，并從分歧世次的稱謂劃分卜辭的時代，對商周銅器銘文的考釋和研討，更有嚴重的發明和成績[2]，他在文字學的成績，決不僅僅如《中國文字學》所說“王國維只能算是文獻學家，他也研討古文字，但沒有系統”。[3]
（二）中國文字學的定義及其位置
中國文字學是什么？這是每一個學習漢字的人都會碰到的問題。後面已經說到，中國文字學的研討早在公元前就已展開，但中國文字學真正有“名分”的時期是從西漢開始的，西漢把文字學命名為小學，隋唐以后原來專指文字研討的小學又參加了音韻學和訓詁學，并且一向延續，直到清末的章太炎才將小學改成為語言文字學。總而言之，在中國現代，文字學始終沒有真正屬于本身的正確的學科定位包養網 。
唐蘭師長教師在《中國文字學》中指出，活著界范圍內，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具有極年夜的特別性，東方的語言和文字差未幾分歧，所以東方語言學研討實際上是語言文字研討。而在中國，語言和文字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脫離，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是兩碼事。基于此，他主張中國文字學是研討中國文字的學科，應該獨立于中國語言學，并將包養網 其定名為“the science of characters”。
在先秦時，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可以說基礎上是分歧的，當時的語錄體著作如《論語》、《墨子》、《孟子》等記載的對話與當時的口語幾乎是吻合的。秦漢以后，當時的文人已經很難讀懂先秦的文獻典籍，緣由除了兩個時代的文字已有不少的差異外，還在于當時的文字與語言已有很年夜的收支。到了隋唐，當時的人就連秦漢時期的著作都已無法完整讀通。由此可見，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本就不應該作為分歧的研討對象，現在我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由此可見唐蘭師長教師的這一見解包養網 是極具遠見的，它不僅確立了文字學在中國的位置，還確立了中國文字學活著界的位置。
（三）中國文字學的研討對象
每一個漢字都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字形；一是字義；一是字音。我國傳統語言學一向是以語義的研討為出發點，又以語義的研討為落腳點的[4]，其范圍包含了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而三者又普通以訓詁為主，文字和音韻良多的時候是作為訓詁的東西。正因為此，長期以來，我國的文字學研討都是兼形音義為一體。中國現代文字學最有影響力的《說文解字》就是中國第一部門析字形、說解字義和辨識聲讀的文字書，如《說文解字》玉部中的
（碧）：石之青美者，從玉石白聲；走部中的
（趣）：疾也，從走取聲[5]。自從許慎以后，中國歷代文字學研討者都年夜體沿襲著他的研討方法，很少有年夜的創新和衝破，這在某種水平上制約了中國文字學包養的發展。
對于文字學將形音義合并研討的狀況，《中國文字學》指出，文字學應該把研討內容放在字形，把字義、字音即訓詁和音韻送出，因為在唐蘭師長教師看來：“中國文字學本來就是字形學，不應該包含訓詁和音韻。一個字的音義雖然和字形有關系，但在本質上，它們是屬于語言的，嚴格說起來，字義是語義的一部門，字音是語音的一部門，語義和語音是應該屬于語言學的。”[6]
唐蘭師長教師的這一主張除了明確中國了中國文字學的研討對象外，更進一個步驟確立了文字學和語言學彼此間的位置，這是難得可貴的。可是文字與語言間的聯系千絲萬縷，這又是無法忽視的。研討文字字形，尤其是古漢字的字形，訓詁和音韻是必不成少的。假如僅包養 從字形研討文字有的時候經常會看文生義，如許慎把“士”解釋為“推十合一”，把“王”解釋為“一貫三橫”，王安石把“波”字解釋為“水之皮也”。所以，文字學的研討對象當然要以字形為主，但我們要充足意識到字形、字義和字音三者的內在規律，這一點在研討古漢字尤其主要，正如丁省吾師長教師在《甲骨文字釋林》中說：“古文字是客觀存在的，無形可識，有音可讀，有義可得。其形、音、義之間是彼此聯系的。並且，任何古文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研討古文字，既應留意每一個自己的形音義三個方面的彼此關系，又應留意每一個字和同時代其它字的橫的關系，以及它們在分歧時代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縱的關系。”[7]是以，我們認同唐蘭師長教師以字形作為文字學重要研討對象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字音和字義，這是由中國文字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
二、關于文字的來源和發生問題
幾乎每一部漢子研討的論著都會對文字的來源和發生問題進行探討。漢字的來源和構成一向是文字學界爭論不已的話題，由于年月久遠，可供給研討的史前實物缺乏，再加上歷代典籍文獻眾說紛紜，能供給的信息也不豐富，我們對漢字的來源和構成的研討只能在現有資料的基礎上論證和料想。因為主客觀條件分歧，歷代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見解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早在中國現代，許多文字研討者就對中國文字的來源和構成進行了討論，但他們的研討年夜都逗留在傳說階段，並且無所適從，具有很年夜的局限性。最早觸及文字來源的是《易經·系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到了戰國末期，諸子百家著作如《荀子》、《韓非子》等又提出了倉頡造字說，而后的學者都繼續沿襲和發展這些說法，如許慎《說文解字序》：“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發，天子之史倉頡見鳥獸蹄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始造書契。”[8]劉勰《文心雕龍·練字》：“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倉頡造之，鬼哭粟飛；天子用之，官治平易近察。”[9]到了宋朝以后，鄭樵在《六書略》中又提出“始一成文”說。總而言之，在文字來源和發生這一問題上，現代文字研討者貌同實異，年夜體都逗留在結繩造書說、倉頡造字說和八卦成書說等傳說階段。
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師長教師對這些文字來源傳說逐一加以否認。在他看來，結繩只是記事方式，還未達到文字的階段，倉頡造字只是文人一廂情愿，至于八卦成書說則更無根據，現代的八卦只是前人算籌布爻，不是文字的取材。對于文字的來源和發生，《中國文字學》中論述道:
文字的產生本是很天然的。幾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很好的繪畫，這些畫大略是動物跟人像，這是文字的前驅。經過很長的時期，人類由漁獵社會，進進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親密起來，許多歧異語言混雜起來，有了較通俗較廣泛的語言。在這個時候，有人畫出一只山君，任何人見了都會叫做虎，畫出一只象，任何人見了都會叫象，有了圖畫，加上統一的語言，如其那時的文明已經發展到那種需求，就立即有了文字。文字本于圖畫，最後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但圖畫卻紛歧定能讀。最後的文字，是書契，書是圖畫來的，契是記號來的。（有刪節）[10]
唐蘭師長教師在接收後人結果的基礎上，從文字自己性質論證，進一個步驟明確提出了文字來源于圖畫，這是極富創見性的，對中國文字包養網 學研討有很年夜的影響，文字來源圖畫這一觀點也已為文字學界所接收。其實從中國文字的發展軌跡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圖畫和文字的淵源。普通來說，越陳舊的文字，其象形的水平越高即圖畫性越強（也有不象形的 ，如記號字，但不占主流），中國現存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是殷商末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的圖畫意味是很強的，如
（水）、
（山）、
（龜）、
（鳥）
（何）。盡管甲骨文已經有了必定的筆包養網 劃，但仍有圖畫的性質，此中有些延續到現在還應用的字還有圖畫意味，如
（雨）、
（井）、
（網）。甲包養 骨文已經是成體系的成熟的文字，它的構成必定經過了一段較長的時期，根據現有的甲骨，我們可以發現盡管甲骨文字形很不穩定，但它們都有配合的圖畫來源，很明顯是在圖畫的基礎上簡化而來，如
（龍）→
、
，
（戈）→
、
，
（虎）→
、
、
。
但《中國文字學》對具有文字性質的原始圖畫的定義，我們則認為值得商議。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師長教師把帶有文字性質的原始圖畫定義為原始的圖畫文字，而不是文字畫，“主張文字畫的人，不了解象形就是圖畫文字，從繁到簡，從流動到比較固定，都是一種歷史的過程，不克不及劃分的，他們往往把字形不固定，字音不固定為口實”[11]可唐蘭師長教師在本書中又提出“單有記號，單有圖畫，都還不是文字，文字的發生，要有了統一的語言以后”。[12]他既主張原始圖畫是圖畫文字，可又指出文字要在圖畫與語言的結合后發生，可以發現唐蘭師長教師的說法是前后自相牴觸的。關于具有文字性質的原始圖畫，我們認為應該將它們定義為文字畫，而不是圖畫文字。在階級社會之前，人們用圖畫重要是為了記事，這些圖畫所代表的意義實際上是不固定的，一個類似的圖形在分歧場合有分歧的意義，有很年夜的隨意性，而中國的文字是一字一音的，這些原始圖畫還沒有與固定的意義和語言相聯，只能說它們已經有了文字的性質，而不是圖畫文字，真正的圖畫文字要在這些原始圖畫與相應的包養 意義和語言結合后才產生。所以稱其為具有文字性質的文字畫是比較合適的。
七八十年月以來，一些學者如汪寧生、陳煒湛、唐鈺明等提出文字來源不僅有圖畫，還應當包含實物和符號包養 等原始記事方法，這種觀點與唐蘭師長教師文字來源圖畫并沒有本質的沖突，只是對唐蘭師長教師觀點無益的補充。在我們看來，后包養網 一者的觀點似乎加倍妥當。從現有資料看，對于實物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等原始記事方法產生的時間先后生怕已無可考證，而這此中能否存在一種能夠即實物記事和符號記事等先于圖畫記事或與圖畫記事同時，并對圖畫記事施以影響呢？我們認為這種能夠性是存在的。從現在的考古發掘資料看，原始社會時期出土的良多實物上刻劃的符號已經具有文字性質，例如仰韶文明時期的半坡遺址實物上的刻劃符號（見圖一），雖然只是簡單的刻劃，許多文字研討者都認為其已經具有文字原始形態，盡管這種說法有待進一個步驟確認，但它們具有文字性質這一點卻是可以確定的。又如仰韶文明后的年夜汶口的陶文刻劃（圖二）則與文字加倍接近，唐蘭、李孝光、陳昭榮等學者都主張其為成熟的文字。至于實物記事，我們認為其對文字的來源也是有影響的，實物記事是原始社會人們常用的用來記事的手腕，而實物又是往往與必定的意義相聯系的，如云南景頗族男女戀愛時，就用樹根表現惦念，年夜蒜表現要姑娘考慮兩人的事，辣椒代表熾烈的愛，火柴梗表現男方態度堅決，葉子代表有很多多少話要說[13]。當然，實物記事和文字在性質上是有很年夜的差別的，但實物記事對文字應該是有參考感化的，從甲骨文看，良多的文字也都是對實物的參考。所以可以說實物記事孕育了文字晚期的萌芽。
圖一：半坡遺址陶器刻劃符包養 號 包養網 圖二：年夜汶口陶文刻劃
所以我們認為，文字的來源應該是多方面的，其重要的源流是圖畫，但也不應該忽視其它原始的記事方法對文字產生的影響。當然，關于文字來源和發生這一問題，無論是唐蘭師長教師，還是現在的研討仍舊還只是逗留在猜測和推斷，我們只能盼望更多的地下實物的發現，為最后解決這一問題供給確鑿充足的資料支撐。
三、關于文字的構成問題
後面我們已經就《中國文字學》中文字的來源和發生問題進行了討論，接下來，我們將對唐蘭師長教師在《中國文字學》中探討的最主要的問題即文字的構成進行剖析。文字的構成是文字學研討的主要內容，其本質是文字的造字法。關于文字的構造，中國現代文字學研討在很早的時候就已觸及，此中最有名的是東漢的三家六書說：
古者八歲進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漢書·藝文志》）
六書者，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鄭眾《周禮注》）
周禮八歲進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包養 ，以見指撝；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批準相受；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許慎《說文解字序》）
班固、鄭眾和許慎各自提出的六書說是最早有關于漢字構造的理論體系，對中國文字學的研討有著深遠的影響。圍繞著六書的相關問題，歷代學者都不斷的探討。整整一千余年的研討者前仆后繼地發掘六書，他們視六書為漢字之最基礎，認為六書可以盡括一切的文字，但他們卻很少留意六書自己存在的缺點。科學經典使文字學長期以來在文字構成理論上很少有年夜的創新和衝破。
針對上述情況，近代以來不少的文字研討者開始衝破傳統六書說的束縛，創立新的文字構造理論，沈兼士師長教師、唐蘭師長教師、陳夢家師長教師等就是此中的先行者。唐蘭師長教師在晚期的《古文字學導論》中就已提出了三書說代替六書說，在《中國文字學》中，他進一個步驟明確提出本身的三書說：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聲文字。在他看來：“象形、象意、形聲足以范圍一切中國文字，不歸于形包養網 ，必歸于意，不歸于意，必歸于聲。”[14]
唐蘭師長教師的三書說打破了中國文字學研討千余年來的六書框架，這種年夜膽創新的學術精力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它對文字學理論的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受時代條件的制約，唐蘭師長教師的三書說理論并不像他所說的那樣足以包含一切中國文字，此中存在著許多的缺乏，我們認為其重要的問題有：
（一）忽視中國文字發展的主要環節，沒有從整體上掌握中國文字的發展趨勢
文字包養 是人類社會最主要的發明創造之一，文字的產生是人類社會進進文明社會的主要標志。後面已經說到，中國文字來源于圖畫、契刻等原始記事方法，隨著人類進進階級社會，分歧地區間的聯系加強，社會結構日益復雜，原來用來記事的文字畫、契刻符號等被人們用于記錄相應的語言，文字和語言逐一對應的關系確定，文字才真正構成。時代的進步對文字提出了更高的請求，人們便在現有文字的基礎上進行變革。他們在已有的文字上采用表音的方式，借用某個字或某種事物的圖形作為表音符號來制造假借字[1包養 5]，從現有的甲骨文看，圖畫文字所占的比例不年夜，而假借字所占的百分比較年夜，可見在當時假借已是很常用的一種產生新字的方式。在假借字大批出現的同時，形聲字也不斷涌現，最後的形聲字都是通過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許音符而產生的[16]，后來的形聲字的產生也年夜體延用這種方法，形聲字在甲骨文的比例是很高的，形聲字的出現是漢字包養 發展的嚴重的歷史轉折，它使文字表達語言加倍的準確和清楚，形聲字也是以成為了漢字發展的主流。縱觀中國文字的發展歷史，年夜體上是延續從表意到表音的發展過程。
唐蘭師長教師的三書說分為象形、象事和形聲，“象形和象事“這是正確的。”藍雨華看著他，沒有退縮。如果對方真以為她只是一扇門包養網 ，沒有第二扇門包養網 ，她什麼都不懂，只會小看她裝小是上古時期的圖畫文字，形聲字是近古的聲符文字”[17]，也就是說，唐蘭師長教師的三書說把中國文字重要的發展歷程劃為形→意→聲。假借作為一種主要的文字構造方法，唐蘭師長教師并未將其納進三書，而是作為產生新字的六技之一，應該說唐蘭師長教師的這種劃分是有必定事理的，因為假借更多的時候確實只是一種用字法，而不是造字法。但假借在文字構造上有主要的位置，三書未把它納進是很不周全的。同時，唐蘭師長教師把象形和象意都歸為圖畫文字也是不當當的，因為不少的象形和象意文字早已沒有了圖畫的意味，如日晚期寫為
，是典範的象形，后逐漸變成寫為
；明是象意字，甲骨文多寫為
，已沒有幾多圖畫意味了。並且三書說把象形和象意字定為上古時期的文字，形聲字定位近古時期的文字亦是值得商議的，因為象形、象意、假借和形聲產生是緊密相聯的，在時間上應該不會相差太久，我們很難準確確定其出現的先后，唐蘭師長教師人為朋分，是很難讓人完整佩服的，這與文“小姐，主人來了。”字發展的歷史進程并不完整分歧。
（二）象形和象意界線不明，難以準確區分
關于這一點，良多的學者都已經提出了質疑，裘錫圭師長教師在《文字學概要》中就明確指出：“唐師長教師自認為三書說的分類很是明確，一點混雜不清的處所都沒有。其實象形和象意的界線并不是那么明確的。”[18]《中國文字學》對象形和象意的定義為：
象形文字畫出一個物體，或一些慣用的符號，叫人一見就能認識只是什么。但凡象形字，必定是獨體字，必定是名字，必定是本名以外，不含別的含義。象意字有的是單體的，有的是復體的，單體象意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過象意字重視的是一個圖畫里的特點。復體象意字有些近似形聲文字，只需是圖畫文字，從字就可以相出意義來，就是象意文字。（有刪節）[19]
從上述定義可知，唐蘭師長教師的象形包含的范圍年夜體與傳統六書的獨體象形和指事相合，象意文字則與六書的會意字相合，此中還包含一些合體象形字，象形和象意的區別是象形可以直接從圖畫中得出意義，象意則要通過從圖畫中想出，這樣的定義看似邏輯嚴包養網 密，但在實際的操縱中是存在不確定性的。如月，甲骨文為
，很明顯是獨體象形，但又可以代表“夕”的意義，假如按唐蘭師長教師象形的定義操縱，月是不應該為象形的。又如函，甲骨文為
，本是躲矢之器，是合體象形字，但唐蘭師長教師的象形并不包含合體象形，但函字又不是象意。所以，唐蘭師長教師的三書自己內部就是有爭議的。
（三）三書說不克不及涵蓋一切的中國文字
《中國文字學》中說“象形、象意和形聲可以包含盡一切中國文字”[20]，實際上，我們通過剖析可以發現有一些文字是不克不及納進三書中的，如：
1、假借字 假借字是一種很是主要的漢字構造，後面已經說到唐蘭師長教師把它作為一種用字法，所以假借字是無法歸進三書中的。例如我的本義為武器，后來被假借為第一人稱代詞，包養 五、六、七、八、九、百、千等紀數字同樣也是假借字。
包養 2、記號字 唐蘭師長教師在《中國文字學》中把“一”、”“二”視為象形字包養 其實是沒有事理的，一、二實際上應該是記號字，一、二、三、四在甲骨文中寫作
、
、
、
，很明顯是表意的記號，而不是圖畫。除此以外，一些原來的象形字也漸漸掉往表意感化，而變為記號字，上文提出的日便是這般。
3、變筆表意字 變筆表意字是通過改變筆畫而構成的字，這樣的字數量較少，如用甩、兵乒乓。
4、改形分化字 改形分化字是指在原有字形的基礎上變化而得，這樣的字也是比較少的，如參叁、已己、乞氣、享亨。
除上述幾種外，還有半記號字、合音字、兩聲字等[21]，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三書說確實存在著很年夜的缺乏，正因為這般，唐蘭師長教師的三書說很少被人采用。盡管這般，我們仍不克不及抹殺三書說的成績，中國的漢字一種極其復雜的書寫符號系統，再加上數千年發展歷程中的變異，要想找出一種構造理論來包含盡一切中國文字，這幾乎是不成能的。唐蘭師長教師敢于棄舊圖新，提出三書說，這自己就是一個嚴重的創舉和衝破。
四、關于文字的演變問題
文字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文字的演變是漸變的過程，“它自己是無目標的，只是不斷的改易罷了”[22]，在中國現代，因為文字尚未統一，字形不固定，書寫時又缺少規范，一字多體的現象是很廣泛的，這給學習和研討漢字帶來了很年夜的困難，所以，唐蘭師長教師書寫時指出“不理解‘演變’，就不克不及研討文字學，尤其是中國文字學”[23]。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師長教師把漢字的演變的緣由歸納綜合為：1、繪畫·契刻·書寫·印刷、2、形款·情勢·結構·筆畫、3、趨簡·好繁·尚同·別異、4、致用·觀美·創新·復古、5、混雜·錯誤·改易·是正·裁減·選擇。
以往研討中國文字演變時，許多學者都從文字自己來追尋緣由，唐蘭師長教師卻獨辟蹊徑從書寫規范、書寫東西和書寫者主觀原因等方面來根究文字的演變，這是很有創新精力的。但是，我們覺得唐蘭師長教師對文字演變緣由的總結盡管完全，但難免有些繁雜，良多的緣由并沒有分開的需要。例如趨簡、好繁、尚同、別異、致用、觀美、創新、復古等重要是由于文字的簡化和繁化形成的，混雜、錯誤、改易、是正、裁減、選擇重要是由文字的訛變形成的。這些緣由本可以融會，分得過細顯得很雜亂。並且，唐蘭師長教師在剖析文字演變的緣由時，也疏忽了聲化這一個主要的文字演變緣由。所以，我們認為包養 ，唐蘭師長教師對文字演變問題的論述是比較完備的，但顯得有一些冗繁，沒無形成完全嚴密的結構。
五、關于文字的變革問題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是最主要的輔助性交際東西。文字的變革不僅關系到文字和語言自己，還觸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以，若何正確地認識文字變革問題就顯得尤為主要。中國的文字自構成之日起，包養網在從古至今數千年的時間就處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中。《中國文字學》把中國歷史字體的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古文字階段包含殷商系、兩周系、六國系和秦國系，古文字后，又分為隸書·八分·飛白、章草·今草·狂草、行書·正書。
《中國文字學》對中國現代文字字體演變的劃分年夜體沿襲了傳統的做法，此舉有利于進行論述，同時也有利于我們更直觀地掌握中國文字字體演變的脈絡，這對我們清楚文字變革這一問題無疑是有很年夜裨益的，不過這種劃分其實并不緊密，每一種字體時間界線有很年夜的爭議，並且會給人一種錯誤的意識即中國文字演變的歷程是直線進行的。就以秦國文字為例，秦國是中國文字變革的主要轉折時期，秦統一以前，秦國年夜體延用的是西周的文字系統，秦統一后，秦始皇實行“書同文，車同軌”，以經過收拾規范的小篆作為全國通行文字，但在日常的生涯中，小篆的俗體即隸書的前身卻被廣泛地運用，可以說“秦王朝實際上是用隸書統一了全國的文字”[24]，並且草書最早的萌芽在秦時也已開始。實際上，中國文字變革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絕不是像良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有清楚的發展階段。
盡管中國現代文字不斷變革，但文字的最基礎性質卻始終沒有發生質的改變，中國文字仍舊是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進進近代以來，隨著平易近族危機的加深，文字的變革成為了文字學界討論的主要話題，許多的學者變革漢字，一些激進的人甚至提出以拼音文字替換漢字。在新時期的漢字變革這一問題上，唐蘭師長教師的態度是謹慎的，在《中國文字學》中他提出“顛覆漢字不如改造漢字”，在這一基礎上，他提出了本身變革漢字的計劃—新漢字“保存漢字的情勢和一部門表意字，改造漢字形聲字，用拼音方法替換舊聲符”[25]。
漢字是世界上歷史最長久並且一向應用到現在的獨一的文字[26]，在絕年夜多數的現代文字已經滅亡的情況下，漢字仍能繼續應用到現在，這也足以說明漢字有本身的優勢和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漢字在很早的時候已經成為了我國各平易近族配合的書寫東西，在語言尚未統一的情況下，漢字起到了溝通分歧地區的感化，不僅這般，我們平易近族數千年的文明也是依附漢字記錄下來的，可以說，漢字對我們平易近族有著極其主要的感化。漢字作為意符音符文字系統，難學難寫難認難記，這是它的缺乏，可我們決不克不及是以就要廢除漢字。當然，漢字在現階段也確實有變革的需求，並且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唐蘭師長教師在《中國文字學》中提出的漢字變革主張在我們現今的文字收拾和規范中也獲得了貫徹，如保存一些易識的表意字，改造形聲字等，這無疑是《中國文字學》對文字學理論的又一貢獻。
《中國文字學》作為中國文字學歷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是唐蘭師長教師數十年文字研討血汗的結晶，對中國文字學基礎理論建設有宏大的貢獻。受限于時代，書中有一些缺乏，但這并不會影響它作為漢字研討領域的位置。無論是在現在，還是未來，《中國文字學》都將在漢字的學習和研討繼續發揮它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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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3頁。[2]高超：《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6年版，第22頁。[3]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6頁。[4]陸宗達：《訓詁簡論》，北京出書很難說。聽著？”社2002年版，第4頁。[5]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3、35頁。[6]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包養 書社2005年版，第4、5頁。[7]轉引自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4頁。[8]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14頁。[9]劉勰：《文心雕龍》，周振甫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6頁。[10]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49、50頁。[11]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69頁。[12]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50頁。[13]葉蜚聲 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版，第158頁。[14]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61頁。[1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頁。[16]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頁。[17]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63頁。[18]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05頁。[19]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61、62頁。[20]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包養網 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61頁。[2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包養網 ，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07頁。[22]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93頁。[23]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93頁。[24]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72頁。[25]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154頁。[26]黃伯榮 廖序東：《現代漢語》，高級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165頁。
（作者單位：中山年夜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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